当代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研究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传统文化日趋衰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特征。尽管文化保守主义势力的反抗从未间断，但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趋势”。1976年之后，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终结，官方有组织地反传统文化活动停止了。但是，传统文化的厄运并未结束。伴随着新一轮对外开放，民间自发的反传统思潮开始泛滥。这一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1989年之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传统文化复兴。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热”。但是，好景不长，这一缺乏民间基础的思潮很快无疾而终。然而，在21世纪到来之际，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得到政府支持的、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现象”悄然兴起，并在短期内获得了迅速发展。

在这一“现象”中，参与者为数众多，组织形态丰富多样，而且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但他们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享有共同的信念，并且以此为凝聚力和团结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向主流价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要求彻底重建社会的价值规范。可见，这一“现象”基本具备了“社会运动”的重要特征。又由于这场“社会运动”的宗旨非常鲜明，即复兴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涵盖了3种影响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力量：“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和“社会运动”。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支配中国命运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力量。“民族主义”自1840年兴起以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其生命力超越了一般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代表了社会演变的趋势性力量。一种理论或思潮，只有与社会运动结合，才能成为影响社会命运的真实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社会运动”的“文化民族主义”才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研究对象如此重要，人们对它的关注如此强烈，但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深入规范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做一番扎实的研究。

本文关注三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是，这场运动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有没有广泛性、深刻性、持久性？第二组问题是，什么人参与这场运动？什么问题促使他们采取行动？面对这些问题他们作出了什么反应？他们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的成因？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们采取了哪些行动？他们动用了哪些资源？运用了什么方法动员这些资源？第三组问题是，这场运动将带来什么可能的后果？对中国的文化有何影响？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有何影响？对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有何影响？

这3组问题分别涉及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后果，对它们的回答构成了对这场运动的全面描述和系统分析。

二、研究框架

本项研究运用的主要理论工具是社会运动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

本文运用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框架”[1]对运动的现状进行描述。该框架包括结构性紧张、集体行动框架、动员结构、行动方式、政治机遇结构等核心概念。本文认为，该框架可以很好的分析这场运动的兴起及过程：结构性紧张的存在是运动兴起的动因；而政治机遇机构是运动兴起和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集体行动框架为参与者提供新的价值观，发现存在的问题，指出问题的成因，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提供催发行动的动机；人们认同并参与到运动中来，在行动中动员各类资源的投入。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分析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所面临的背景、集体行动框架、参与者特征和行动特征。

民族主义理论[2]探讨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民族主义强调按照人民主权原则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保持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强调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本文认为，正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认同，以及随着民族国家强大而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民族意识，导致了这场运动的兴起。

政治文化理论[3]认为，一种文化的兴起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不但会对道德、价值观特别是政治文化产生影响，还将通过影响政治文化进一步影响政治体系，包括它的目标模式、演变方向、发展途径。本文将基于这种思维逻辑，分析和预测这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或后果，也就是运动成功以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质，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三、资料来源

本项研究为实证研究。经验资料来自典型调查和积极分子问卷调查。典型调查涉及26个省级行政单位，40多个市县级行政单位，50多个组织，200多个核心访谈对象。问卷的设计基于典型调查之上，问卷调查执行委托给专业调查公司。

问卷调查对象包括积极分子和随机样本。“积极分子”的标准是“多次参与相关活动”或“在某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分子名单基本上是在前期典型调查中搜集到的。为保证总样本的“代表性”，调查中充分考虑了每一类行动的参与者的比例和绝对数量，参与者的身份特征以及地域分布。调查共提交积极分子名单954个，最终有效样本量382个，样本有效率40%。

随机抽样选取了10个城市，分别是北京、石家庄、保定、太原、太谷、成都、罗江、绵阳、射洪、资阳。在城市的选取上，主要考虑了地域分布和城市规模。首先，分别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取一个大城市，分别为北京、太原和成都；然后，在这3个大城市周边，分别选取中等城市（地级市）和小城市（县级市）。在选取的10个城市中进行随机抽样。抽取的总样本量是1299个，有效样本量为1254个，样本有效率97%。

四、运动兴起的背景分析

这场运动最大的“根源”就是邓小平开启的“转型”。“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所谓的“结构性紧张”，它们使这场运动成为社会内在的需要。“转型”也塑造了全新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运动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它为运动开辟了空间，也限定了行动的界限。“转型”也带来了“大国崛起”，它使得文化复兴成为可能和必然。此外，中国文化巨大的生命力，赋予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深厚的基础。只有从上述“背景”入手，才能揭示危机和机遇的来龙去脉，才能理解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应运而生。

    1、转型

本文所指的“转型”专指邓小平时代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转型”最深刻的后果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制度变革。经过30年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同时，政府不再全面地控制社会的经济活动，“私域”基本上获得了自由。思想、言论、新闻、出版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小范围的集体行动得以出现。但是，政府仍然严密地控制公共领域，并继续垄断政治权力。市场化也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地位，原有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失去了“霸权”，无法为执政党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论证。从总体上来看，极权主义体制已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权威主义体制。二是阶级构成变化。原来被消灭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重新崛起，凭借手中的财富成为新的精英集团。原来被打入底层的知识分子，现在成为新的社会精英。而原来的“领导阶级”（工人）和它的“同盟军”（农民）则沦落为新的社会底层。三是统治集团确立了新的阶级联盟策略。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精英联盟”。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这场运动最深刻的根源。

    2、结构性紧张

权威主义政府、市场化改革、精英联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就，也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不成熟的市场加上被金钱收买的政府攫取了绝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承担了改革的成本。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伴随经济不平等而来。政治领域除了无处不在的腐败之外，更严重的是官方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文化领域，“思想解放运动”和西方观念的持续冲击使得中国进入了“价值真空”时代，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精神空虚，感到普遍的焦虑和迷茫（参与者所感受到的“结构性紧张”详见表4）。

上述问题从表面看是人的行为问题，但从更深的层面看是制度和文化问题。人的行为受到制度和文化的约束，而文化是一种比制度更为根本的力量。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合理地把当前的各种问题，看作是一场文化危机。这也许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进行“问题诊断”时遵循的逻辑。

    3、政治机遇结构

政治机遇结构理论认为，完全开放或完全封闭的政治环境都不利于运动的出现，而半开放、半封闭的政治环境最有利于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为经济变革的自然结果，中国的政治体制由集权主义变为权威主义，正好呈现半开放、半封闭状态，因而比较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兴起。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共的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它所承诺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使中共放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历史唯物主义为它提供的合法性论说必然会受到侵蚀甚至逐渐丧失。面临合法性危机，政府意识到必须对抗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文化入侵，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同时，政府也意识到，要解决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需要文化的重建。中共高层采取的对策，一是挽救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找新的思想资源。而且他们不再仅仅关注西方资源，而是开始关注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于是，政府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从“五四”传人转变为儒家复兴的积极推动者。这是这场运动最大的政治机遇。

    4、大国崛起

亨廷顿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遵循了“改良主义模式”[4]，即：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随之兴起，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

利用“专家打分法”对10个样本城市的“工具文化现代化程度”进行排序。同时假定它们能够指示中国“工具文化现代化程度”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1254个随机样本中认同（认同的标准见第五部分“参与者界定”）儒家的人数所占的比例，我们对亨廷顿理论进行了“不太严格的”检验，结果见图1。

 

图1：各城市高度认同者比例的“U”字形曲线

 

分析结果支持了亨廷顿的理论，随着城市的“工具文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认同本土文化（儒家文化）的人的比例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因此，可以用亨廷顿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文化运行现象。这一结论也告诉我们，第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并没有过时，相反，它正迎来一个复兴的时代；第二，目前的这场儒家文化复兴运动，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误会，而是理性的选择，不是稍纵即逝的泡沫，而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

    5、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根据10个样本城市1254个样本的统计资料，我们评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状态，以及这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分析显示，中国人仍然热爱自己的文化，充满了文化自信和自负。60%的被访者为 “历史文化”感到自豪。90.8%认为“虽然我们中华民族不是最强大的，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最好的”。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尽管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妖魔化，中国人仍然喜欢儒家，信任儒家。有24.7%的被访者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儒家思想的核心政治主张仍然被大多数人认同。绝大多数人是“父爱主义政府观”的支持者。90.1%的人认同“政府有责任推广好的道德和价值”，84.8%的人认同“国家有责任为人民创造幸福”，62.7%的人认同“政府应该决定某一思想是否应该在社会中讨论”。大多数人信任道德高尚的领导人。69.1%的人认同“如果领导人的道德是诚实正直的，我们可以让他决定政治事务”，53.5%的人认同“政府领导人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遵从他的决定”。绝大多数人主张“家庭本位”和“国家本位”。72.2%的人认同“为了家庭利益，个人应该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二位”，71.9%的人认同“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应该准备牺牲自身的利益”。大多数人尊重长者的权威，54.1%的人认同“如果出现了争吵，长者应该出面解决”。

不但如此，中国人还希望凭借本土传统文化资源重建道德和价值观。表1显示，47.5%的被访者认为，在重建中国道德时，中国文化是必须依靠的精神资源，位列第一，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位居第二，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排在最后，获得了4.5%的被访者的青睐，不足中国文化传统的1/10。

 

表1：道德重建必须依靠的精神资源

	认同者数量	认同者比例％	排序
中国文化传统	596	47.5	1
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428	34.1	2
资本主义文化传统	57	4.5	3
其他	1	0.1
说不清	172	13.7
合计	1,254	100.0

注：向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未来中国要进行道德重建，您认为下列哪个是道德重建必须依靠的精神资源？”此为单选题。

 

可见，中国已经告别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的时代。传统文化依然活着，并没有死去，而且比其他文化更得人心。这就是这场运动得以兴起和迅猛发展的最深厚的基础。

五、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特征

    1、参与者的界定

本文认为，运动参与者的必要且充分条件是“参与”和“认同”。“参与”，即至少参加了一项公认的属于该运动的行动。根据典型调查资料，我们构造出该运动的行动类型集合，见表2。

 

表2：行动类型集合

 

参与者的另一标准是“认同”运动的基本诉求。我们构造了一个李克特量表（见表3），用7个陈述来测度人们对儒家文化的认同程度。这7个陈述属于同一维度，既没有无关陈述，也没有完全相关陈述。陈述1、2、3构成了这场运动的“共识”。如果调查对象在这3个陈述上的得分都在4以上，则判断他认同运动的基本诉求。

 

表3：测量认同的李克特量表